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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政法委徐州指導組的求助信

2020-09-27 09:59:47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呂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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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政法委徐州指導組的求助信

中央政法委徐州指導組領導同志:

  我叫呂康軍,男,江蘇沛縣人,家住江蘇省沛縣沛城紅光路2-3號,手機號13952228100。

  2013年6月中旬,家居江蘇徐州沛縣大屯鎮的工程承包人賈金東找到我,說他和家居沛縣沛城鎮的陳雙全和高建軍三人合伙承包了江蘇和鼎建設工程公司在沛縣經濟開發區許閣安置小區的第一期工程,急需啟動資金。先后兩次分別于2013.6.24及2013.8.12由賈金東主貸、陳雙全、高建軍等擔保向我借款合計十萬元。后來,由于該公司不能及時按合同協議節點支付工程款,強迫承包人賈金東墊資施工,致使建設工程無法繼續。賈金東又多次找到我說,這個工程是大清包,甲方和鼎公司已欠我們近200萬元工程款,工期還有3個多月。如能幫他再籌措一些周轉資金,很快就可以完工。在賈金東和和鼎公司承諾“可以從被告尚欠賈金東承包的工程款中扣除,確保我借款資金安全和自己權益不受侵害”后,我才又答應幫賈金東他們籌資。

  2013年9月29日賈金東和我及涉案工程監理吳旭等三方首先簽訂了《關于萬頃良田小區1-5號樓工程余款撥付協議》,后來我又覺得光簽這個協議,我的資金還是不安全,后賈金東和發包方和鼎公司再次協商,和鼎公司堅持我本人必須在原協議施工人處簽名,才同意補充增加特別約定:“自協議簽訂之日起,和鼎公司支付的所有工程款必須由呂康軍簽字才能領取。”由于原協議已明確約定“主體驗收合格后支付協議價款的50%”等節點支付工程價款。于是按和鼎公司要求,我在2013年10月15日簽了字,以便之后領取涉案工程余款,保障我的權益不受損失,也是賈金東他們還款的途徑和方式。一開始幾次付款和鼎公司財務處都是按協議認真履行支付義務。2015年10月,我發現工程余款與實際不符,便于10月16日到和鼎公司查詢,結果發現由于甲方財會人員的失誤,2014年1月下旬支付的一筆47萬元款項及另幾筆款項已被和鼎公司違反三方合同特別約定,本應由我呂康軍本人所領取的款,被他人所冒領。該公司為逃避支付剩余工程款,想方設法推遲竣工驗收,但卻又違法擅自上房,并以工程質量瑕疵為由拒絕支付工程尾款。無奈我只有向法院提起訴訟:追討和鼎公司已違約支付的工程款項和涉案工程余款.

  由于簽訂協議時特別約定,只有我呂康軍本人簽字才能領取工程款項47萬元和涉案工程的余款,因此我以后數次去和鼎公司財務處查詢。財務人員分別于2015年10月16日和2015年11月2日給我出具了帶有憑證號的涉案工程支付款明細。該付款明細明確記載:2014年1月31日支付47萬元,憑證號37。該付款明細我是親眼看見并與涉案公司財務人員共同查閱了這份財務檔案!但這筆款我根本就沒有領取過。

  沛縣人民法院2015年11月11日受理此案后,本人在2016年1月19開庭對所有支付款項質證時,才發現被告和鼎公司為逃避承擔違約責任,竟然采取故意撕毀并偽造了原始財務憑證。當時我就對這筆47萬元款項支付日期“2013年10月9日”不予認可。

  接下來蹊蹺的是,被告代理人僅僅手寫了一份明顯存在虛假的也沒有經過質證的所謂“說明”:“經公司查詢,賈金東申請款項事由為主體封頂款項,此時為2013年10月初,故此款應為2013年10月9日支付,特此說明”沛縣法院承辦法官王欣在十幾個月后不依法進行核實、審查、質證,竟直接地采信了!直接認定“47萬元支付時間是2013年10月9日”。這就意味著違約支付的47萬元合法化了!這究竟是為什么?直接采信的法律依據是什么?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經濟利益而串通合謀!?

  當時我認為人民法院是主持公平正義的地方。該協議又明確約定了涉案工程余款的支付事由、支付時間節點及支付對象,不違反國家法律規定。承辦法官只要要求被告出示當時支付涉案款項的承兌匯票存根,就足以認定涉案款項的付款日期了??墒浅修k法官王欣一直拒絕這樣做。更加“蹊蹺”的是,被告提供的此筆款項的支付手續,竟只有一張沒有申請日期的工程支付款申請單。這里明顯存在兩個疑點:

  1、為什么所有的工程支付款申請單都有申請時間【每張申請單都應該有】,唯獨涉案這筆款項卻沒有?

  2、為什么所有的每筆支付款項都有付款憑證及憑證號、收條或收據或承兌存根,唯獨這筆款項無其他任何憑證?

  可以說被告代理人所書寫的這份虛假的“說明”漏洞百出!首先申請支付事由就不是“主體封頂”,而是“主體完工(結束)驗收合格”這個時間節點。下面兩點可以證實:

  1、本筆工程支付款申請單明確載明申請數額是1520413.00元,恰恰是協議約定的第三個支付節點“主體驗收合格后支付至協議價款的50%”;

  2、被告代理人自己在2017年2月13日庭審筆錄中表述“……申請的時間【付款節點】是主體完工,當時申請150多萬,批給他的是47萬元•……”,也符合“主體驗收合格后支付至協議價款的50%”。

  其次“主體封頂”節點日期也應該是在2013.10.17后。不知道被告代理人是怎么得出的“此時為2013年10月初,故此款應為2013年10月9日支付” 的呢?

  更加荒唐的是,一審判決表述認定的涉案工程完工日期是2013.10.9;涉案工程檢測驗收日期是2013.10.9;涉案工程工程款申請單形成日期是2013.10.9;發包方和鼎公司批準支付工程款日期仍然是2013.10.9;一審認定支付領取涉案款項也是2013.10.9;這五件事情怎么可能在同一天這么神速地完成呢?甚至連最晚2014年1月3日才“主體完工”的5號樓的工程款也在2013.10.9被提前支付了?試想一下,工程尚未完工,更未驗收,一個一直拖欠工程款的公司怎么可能就提前幾個月支付工程款了呢?這種做法符合事實和邏輯嗎!?不知承辦法官王欣是怎么認定的。

  其實弄清了支付事由,作為主審法官應再依法到沛縣質監站調取主體完工驗收報告等書證,它是客觀、中立的,對確認工程款項支付日期有重大意義。承辦法官王欣面對被告為逃避承擔違約責任提供的一份虛假陳述“說明”不但不去調查、核實、依法審查,連最起碼的爭議款項的支付事由及日期也都沒有搞清,就直接采信作為判案依據,這不是很荒唐嗎?!

  除以上所述外,還有以下幾點既可依法核實、弄清支付涉案款項的時間節點,又可以相互印證:

  1、到相應兌換承兌匯票的銀行調查支付日期;

  2、當時有四個施工隊一起共同領取工程款,可以調查他們支付日期;

  3、進行財務人員字跡鑒定;

  4、可以找領款人核實支付時間等等。

  以上幾點是可以輕而易舉查清的,但是作為主審法官的王欣卻偏偏就不這樣做!

  法釋[2004]14號第十三條明確規定:“建設工程未經竣工驗收,發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質量不符合約定為由主張權利的,不予支持”。 這里非常簡單明確地規定了發包人違法使用建筑工程的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是法律叫違法者付出代價的強制性規定。法律規定的這種質量權利主要包括發包人要求承包人配合驗收、拒付工程款、整改和保修這四項基本實體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不予支持,正是從“擅自使用”開始,面向未來,沒有時間限制,不論何時提出,均不予支持,不僅及于工程驗收階段,而且及于工程保修階段,在程序上也完全喪失了對工程質量申請鑒定的權利。只要“擅自使用”就這么簡單,發包人的質量權利就喪失殆盡,當然也包含對工程質量進行反訴或另案起訴【但地基和主體工程除外】,從此必須也只有無條件依約定履行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各項義務【如同醉酒駕駛及交通肇事逃逸等】同時已擅自使用的建筑工程也不能再繼續違法使用,必須待自行修復并自行組織驗收合格后,才能真正地合法使用。也絕不能不經修復、不經驗收合格直接使用。

  建筑工程“擅自使用”是國家法律絕對禁止的行為,如果“擅自使用”和不“擅自使用”都一樣支持發包方進行質量鑒定且承擔保修責任,那么國家法律為什么還要制訂《解釋》第十三條?

  鑒于一審法院承辦法官王欣的枉法判決,萬般無奈中的我于2017年4月又上訴至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誰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6月15日的二審更加荒唐地認定“由于呂康軍不是實際施工人”“合同無效”而“無權主張申請到沛縣質監站調取并收集相關證據的權利”也“無權主張涉案工程款”。 在一審審理中就有三個錯誤:一是采信了虛假證據【即沒有經過質證的僅僅是被告代理人手寫的一份‘說明’】而涉及該問題的審理原則和法律依據基本是對的,即雖所簽合同無效我也不是實際施承包人,但“有權要求和鼎公司參照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二是有法不依,發包方已“擅自上房”仍判承包人保修,明顯違反司法解釋第十三條的規定;三是編造虛假合議庭意見。但最可笑的是二審根據查明事實認定“呂康軍亦非實際施工人且不參與工程施工······呂康軍可依據其與賈金東之間的真實法律關系,另行向其主張權利”。 這段話的真實意思,就是我無權參照三方合同約定主張涉案工程余款,應另行按借貸主張權利。既然二審承辦法官這樣認定,但結果竟沒有改判【一審認定我有權參照合同主張工程款,只是部分款項支付時間涉嫌造假】卻又維持了一審原判。其實二審判決中的這個意思與一審判決是相悖的。我真的感到好荒謬。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的依法訴訟惹惱了被告和鼎公司,在他們的慫恿下,2017年7月木工承包人郝允忠首先以清償所承包工程尾款為由,在沛縣人民法院起訴我和賈金東。盡管我從來沒有收到關于本案的開庭傳票,但我聽說后還是按時參加了一審。我天真地認為我訴訟和鼎公司時市中院二審已認定我不是實際承包人。事實上我也從來沒有參與工程施工,沒有約定盈余分配,更沒有訂立“合伙協議”, 我只是借款給他們發工資,怎么能談得上是“合伙” 施工呢??墒?,當案件到了承辦法官秦潔手里后卻又完全變了樣。她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更是不去查清事實真相,也不闡述是否符合《民法通則》規定的“合伙人”成立的要件及特征,只是簡單、草率、盲目、直接一句話:“雖然被告呂康軍、賈金東與和鼎公司簽訂的項目部施工內部協議因······無效。但是并不影響呂康軍、賈金東(之間)的合伙關系的成立”。就這樣,想當然地認定了我和賈金東的所謂“合伙關系”,從而承擔還款連帶責任。這是一個借款事實很清楚的借貸關系,最后在某些承辦法官的審理下,我從工程承包人賈金東借款的出借人竟成了他的“合伙人”,由此最終竟審成一個新時代的大冤案。

  面對法官秦潔罔顧事實和無視法律的判決結果,我始終不解的是:我雖然參加了第一次開庭,為什么我從來沒有收到傳票?至今也沒有收到那份草率而又荒唐的判決書?直至進入案件執行階段了,才知道早已判決。何況開庭后我和我的代理人一直在聯系承辦法官,究竟是為什么?以至于我們連上訴的機會都不給。無奈中,只有到沛縣人民法院審監庭申請再審。我要求盡快再審的事實和理由如下:

  一、首先該荒唐判決沒有法律依據。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合伙關系成立的基礎要件應當是“訂立書面協議”,也就是說“合伙”是以“合伙協議”為前提成立的。

  1、《民法通則》31條則明確規定“合伙人應當對出資數額、盈余分配、債務承擔、入伙、退伙、合伙終止等事項,訂立書面協議”

  2、《民法通則》30條規定“個人合伙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

  3、相關法律還規定:當事人之間沒有書面合伙協議,但具備合伙的其他條件,且又有兩個無利害關系人證明訂有口頭協議,應當認定為合伙關系成立。

  也就是說“合伙協議”是被法律規定為“合伙”的首要條件。必須有“協議”以后,才能按“協議”合伙辦事。“合伙協議”不僅是“合伙”成立的前提和基礎,而且是合伙人權利義務的依據,也成為司法機關處理合伙債務糾紛的依據。所以《民法通則》30條才特別強調了必須 “按照協議”共同勞動,共負盈虧,才有可能“合伙”。

  二、相關法律還規定“公民按照協議提供.....而不提供.....但約定參加盈余分配的,視為合伙人”。本人既沒有和賈金東“訂立書面協議”,也沒有和賈金東等三人約定或協商過投資多少,如何投資,虧盈如何分配!更沒有參與過涉案工程經營管理與施工。這也是合伙在經營方式上的重要特征,否則就構不成“合伙關系”。而我僅僅是借款給賈金東他們用于涉案工程資金周轉,也僅僅是我們共同與第三方簽訂了一份特別約定合同:由我領取工程余款的但被終審法院認定無效的內部協議,而又不是我和賈金東他們之間約定如何共同經營,如何盈余分配等的協議,何談“合伙”!?何況2017.10.1生效的《民法總則》已取消“合伙”一說。

  三、該荒唐判決更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四、市中院生效判決已明確了我和賈金東真實的法律關系系應該是借貸,而不是所謂的“合伙關系”。市中院(2017)蘇03民終3176號民事判決書第10頁至11頁上判定“呂康軍可依據其與賈金東的真實法律關系,另行向其主張權利”。這里既極其明確地不支持我依據該協議主張工程款的權利,又具體地排斥了所謂“合伙”關系!并且該生效判決書第10頁也已認定該內部協議無效!

  綜上,事實上我和賈金東一直是借貸關系【已舉證17次的借條及相關付款憑證】,至今原告郝允忠也沒有證據證明我參與了工程施工或訂立了合伙協議或參與盈余分配!也就是說既沒有事實上的“合伙”又根本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合伙”的定義及特征,簽訂這樣一份內部協議領取后期工程余款,就是為了保障我的權益不受損失,保證及時足額償還借款,僅僅是賈金東的一種還款方式和途徑。市中院(2017)蘇03民終3176號民事終審生效判決雖維持原判,但也明確認定我不是實際施工人,沒有參與涉案工程的施工與管理,從而排斥了“合伙”關系【見判決書第11頁】。這正如通過簽訂房產買賣合同為借貸合同提供擔保情形一樣,相關法律規定:名為房產買賣實為借貸,應按民間借貸糾紛審理。這也如同單獨走在一起的男女不一定是夫妻,甚至住在一起生育了孩子的男女也不一定是夫妻一樣,主要看是否有“結婚證”或滿足國家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才能確定是否是夫妻。這更如同國家打擊的“套路貸”“虛假訴訟”一樣,承辦法官如果不去依法查清事實真相,僅看案件的表面現象,永遠也查不出“套路貸”等違法案件,從而會導致一大批冤假錯案件的發生。

  另外,令我最為驚愕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才發現涉案的兩起案件的書記員唐夢珂和書記員郝某某竟然是夫妻。萬萬沒有想到受本案的影響,后來又有十幾個涉案工程分包人訴訟賈金東和我清償所承包工程尾款,而在這些案件中同樣被列為被告但庭審中原告卻又不向他們主張權利的和鼎公司法律代理人竟然也變成我訴訟和鼎公司一審法官的書記員唐夢珂!而審理這些案件第一個以“共同承攬”理由判決我承擔連帶責任的一審法官袁某某,也竟然是我訴訟和鼎公司一審法官王欣的同室同事(其判決也是在我實名舉報王欣反饋到沛縣人民法院之后)。這一切難道是真的巧合嗎?袁某某沒有像秦某某那樣認定我和賈金東是“合伙”卻另辟蹊徑,在既沒有查清事實真相,也沒有事實依據,更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就這樣想當然地以所謂“共同承攬”,認定我承擔連帶責任的。袁某某甚至拋開法律規定,在其判決理由中這樣動情地表述“·····僅由賈金東承擔支付勞務費的義務,而呂康軍僅由獲取工程款的權利而不承擔支付勞務費的義務,明顯權利義務失衡,不利于保護普通勞動者的權利。”更加不可思議的是訴訟賈金東和我的欠條沒有一個是賈金東出具的【賈金東本人也絕大多數不認可】。但是法庭上他們都又承認是賈金東結算并出具的欠條,出具的卻是一個叫陳雙全書寫的欠條,這真的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就這樣在沛縣法院和徐州市中院某些法官的審理下,我從賈金東的債權人“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合伙人”“共同承攬人”,最后竟然成了“名副其實”的“老賴”。

  我相信在中央政法委徐州指導組領導的督導下,深查司法腐敗,知法犯法,一定會調查澄清事實真相,能給我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和說法!依法還受害人一個公道!

  此致

敬禮!

  一個受害人“老賴” 呂康軍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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